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分析

　　江苏省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  刘志彪

　　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完全应该从技术角度定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技术产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体现在前者应该具有强烈的国家意志；二是体现在概念的参照系不同，前者相对于非战略性产业和传统产业，后者相对于中低技术产业；三是体现在经济性质上，前者是指具有全新经济形态的产业群，即以新能源为动力，以新材料为原料，使用智能技术或生物技术的产业，因而具有更高的成长性。由此可知，战略性新兴产业指的是关系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导向性和动态性特征的新兴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来源于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传统产业分化、从发达国家引进、社会事业的产业化等主要途径。其形成有四大规律：一是发生于原始创新；二是多出现于科技型小企业或科研生产综合体；三是形成初期具有较高的风险；四是其形成过程也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过程。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一：要采取先发战略造成局部绝对强势。这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基于后发优势采取后发战略有根本的不同：后者在技术上是跟踪模仿；在产业上是承接转移；在要素投入上是劳动密集。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说到底，是在某些优势领域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一些产业、地区和领域造成局部的绝对优势，跳跃发展。战略二：过去是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发展，现在应该实施工业剩余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在这一以创新为目标的产业发展战略中，中国可能具有的优势主要有两个：一是具有市场容量的优势；二是技术差距与历史上历次技术革命时期相比较最小，中国不能再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技术领域：一是物联网、云计算、智慧地球；二是节能减排及其新能源。我国发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遇到的一般性障碍主要有四：一是技术创新。新兴产业的技术还不是很成熟，技术路线多样，形成主流的技术路线和产品需要经过市场的长期筛选和尝试，对研究能力和投入要求比较高。二是产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如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并网就遇到电网基础设施问题；电动汽车的推广使用中充电站的问题等。三是成本。新兴产业的产品和服务，由于技术、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不完善，规模小，往往成本较高。四是消费市场的认同度问题。

　　下一步，我们要加大对国内目前处于“唯一”、“第一”地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鼓励其在资本市场的支持下迅速做强做大，主要支持民营高科技企业，重点支持处于成长期的产业，重点支持有海外留学或创业背景、回国发展的人才所开发的国际领先技术项目。

　　关注“差异性社会”

　　徐州师范大学校长、教授  任 平

　　近年来，来自国内社会学界独特视域的研究成果表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社会结构正在重新分化，我们的社会各个利益群体已经分层化和差异化，这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的一个重大社会事实。

　　差异性社会当然主要根源于自身基本矛盾的特殊性。一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趋于一致提供了最重要的制度保障。人民成为人口的主体成分，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非对抗的人民内部矛盾也成为社会的主体矛盾。人民成为一个新社会的利益共同体。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人民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因而成为社会共识、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共同愿景。另一方面，人们在局部利益、分层利益和眼前利益上依然存在着若干差异。因此，人民已经成为利益差异的共同体。随着多重生产（传统农业生产、大工业、现代服务业和知识产业）领域及其相应阶层的交叉并存，利益差异状况错综复杂。因此，我们肯定差异性社会，绝不等于肯定所有差异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相反，规范和善治的目标要求我们必须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去准确把握社会分型，建构善治规范。

　　差异性社会贯穿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人们的物质利益差异、社会分层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社会、文化关系。人们的物质利益差异不仅需要有经济表达，也需要政治、社会和文化表达。差异性表达的结果，就是贯穿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各方面的经济矛盾、政治矛盾、社会矛盾和文化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就需要有一系列相应合理的方式：经济方式、政治方式、社会方式、文化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说，差异性社会是建构我国善治规范的经济体系、政治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的现实基础。

　　在现阶段，一个由良序治理、善道规范的差异性社会就是我国人民高度认同、普遍期待的社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需要积极规范与善治差异性社会，既不能逾越差异性社会的阶段，通过“穷过渡”而提前步入“同质性社会”；更不能任由差异扩大，自由倒退入阶级对抗性社会。我们既要保持一定的差异，以激发社会发展的活力；更要强调社会正义，以促进社会不断走向大同社会。在人民内部，差异的利益诉求和表达各不相同、彼此矛盾。为了有效治理社会，需要有一个社会主导的价值规范，以协调关系，求得共识。因此，规范和善治立足现实、指向未来，需要准确地选择正义的逻辑。以良序治理差异性社会，我们应当选择的正义原则为 “差异的正义”原则：“差异的公平”或“公平的差异”，这就是主导差异性社会规范的基本原则。

　　关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思考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张康之

　　我提出了一个“统治型政府——管理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论解释框架，也就是说，在农业社会，所建立起来的是统治型政府；到了工业社会，所建立起来的是管理型政府，现在，我们需要致力于服务型政府建设。在人类社会治理的发展史上，这是具有必然性的历史趋势。我们时代的新特征决定了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必然选择

　　我们已经被历史发展置于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中了，我认为，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特征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符号化”或“虚拟化”的世界正在生成。80后为什么喜欢动漫达到痴迷的地步？互联网开辟的虚拟空间为什么会让人染上网瘾？它表明，我们的时代更为关注符号。原先，我们生活在一个实体性的世界，而现在，我们的生活却愈来愈多地受到符号的影响。原先，一切符号都是与实体性存在相对应的，而现在，呈现出脱离实体的迹象。例如，在资本的市场中，一些金融衍生品，已经可以不再与任何实物形态相对应了。原先，政府在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过程中，面对的是一个实体性的世界，所拥有的是一种实体性思维，而在这样一个正在符号化、虚拟化的世界中，实体性思维显然就不再适用。

　　第二，人类进入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如果说工业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还是一种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而且，这种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已经超出了政府控制的能力。所以，总是以危机事件的形式出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建立新型的政府。

　　第三，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力量。这种新的力量起先被称作第三部门，后来称为非政府组织，我们把它称作为新社会组织。如果在未来若干年内，这种新社会组织真正成长起来并成为成熟的社会治理力量的话，是不是有一个政府重新定位的问题呢？我们提出服务政府建设，其实，首先就是一个政府重新定位的问题，也就是在这种重新定位之中去进行服务型政府模式的建构。

　　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生

　　南京图书馆馆长、教授  徐小跃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它寄寓于“经、史、子、集”之中。如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核心来说，则表现在思想方面，而思想包括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两个方面。作为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由儒道佛三家构成。中国古代的先贤圣哲们具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价值选择和判断。也就是说，中国圣贤最关注的不是外在的自然，不是高高在上的天国，亦不是纯粹的思辨领域，而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社会人生。古人云：“思以其道易天下”。就是说，中国古人思考着用他们的思想、观念，也即“道”来改变天下。说白了就是，他们建立学说，提出思想的目的乃是：改变天下、和谐社会、净化人心、安顿生命。

　　中国古人所谓的“学问”乃是心性的学问，生命的学问。儒道佛三家非常重视对人的存在方式问题的探讨，并以此来凸显人之为人的根性，引导人们呈明自己的性德，追求符合人性的生活。儒道佛三家以其各自的核心价值观从多个方面、不同层次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

　　离开生命的学问，就不是真学问。我们谈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要使大家明白，学中国传统文化，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心性修养，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存在价值。儒道佛三家的核心价值观念以及功能作用等问题的探讨乃是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生”的最好方式。

　　尽管儒道佛三家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有着不同的形态，但他们都有其体现各家思想本质的内容，或说皆有其自身的核心价值体系。如果要再对三家思想各自的特点及功能作一个更为生活化的概括，那就是儒家思想使得人“站得高，看得远”；道家思想使得人“进得宽，想得开”；佛家思想使得人“行得深，放得下”。儒家的人生观是乐观、进取、向上；道家的人生观是达观、退让、处下；佛家的人生观是冷观、忍让、放下。具体言之，因为儒家什么都“在意”，所以他有执着的精神，有为的气概，自强不息的勇气，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因为道家对待什么事均以“适意”为上，所以他才如此崇尚逍遥旷达，任性洒脱，空灵飘逸。因为佛家对待什么事都主张“不在意”，所以他才任运自在，不执有无，解缚放下。人生需要这三种精神和气质。

　　推进依法行政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

　　东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周佑勇

　　在当代中国，“依法行政”作为一项基本的法律信条，可以说已经深入人心，并被公认为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无论是对于深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还是全面落实“政治文明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都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从法治的基本原理上讲，依法治国的实质在于依法治权，而依法行政主要规范的是行政权力这一重要的公共权力，调整的是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依法治国”被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之后，“依法行政”无疑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同样，我们所要建构的“和谐社会”，也就是政府公权力合法、正常、有序运行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依赖于行政法之治，立于政府法治的基础之上。

　　在当前，依法行政的进一步推进面临着许多新的任务和要求。首先在理念上，“树立一个基本观念贯彻三项基本原则”。树立一个基本的观念，即 “公共服务”这样一种现代法治观念。公共服务不同于私人服务，它应当是一种公平、公开、有效率的服务和在相对人参与下的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和谐一致的良好关系。要在中国真正推行行政法治，必须首先在行政机关培植“公共服务”的法治观念，同时在这一观念指导下，确立法定、均衡和正当等三项政府权力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律准则。其次，在制度建设上，修改《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两部法律。尤其是《行政诉讼法》至今已经颁布20年，需要对扩大审查标准与受案范围，增加诉讼类型，改革管辖制度等方面进行修改。制定《行政强制法》、《行政收费法》和《行政程序法》等三部行政法律。其中前两部法律主要与《处罚法》、《许可法》相应的单行行政法律。《行政程序法》则是一部统一规范行政行为程序的基本法律，相当于行政法典，意义更大，难度也更大。第三，在执法实践上，重点推动规范行政裁量权。针对这一问题，近年来全国各地各级行政机关在行政法实践中纷纷推出各种裁量基准，就是旨在通过实行裁量基准制度，来加强对裁量权的规范和控制。除了裁量基准制度外，还必须进一步规范裁量权适用规则和程序规则，建立裁量权案例指导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等。除了规范裁量权之外，当前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还必须进一步完善执法体制和执法方式、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严格落实执法责任制、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等。

　　“社会管理”与“社会管理学”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童 星

　　当前加强社会管理，首先确属客观发展之需要。随着社会建设的蓬勃发展，社会管理便应运而生；随着社会开始从国家中独立出来，社会领域的管理问题便应运而生。其次确属党政主观之需要。加强社会建设与创新社会管理已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第三也确属国家现代化和长治久安的需要。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绝非仅仅实现几个简单的经济指标，它包括政府、市场、社会三域的形成及其良性互动；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也绝非仅仅是个政治问题，更多地表现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促使社会持续和谐发展、良性循环。

　　从理论上分析，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相应地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别。狭义的社会是指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相并列的社会领域，广义的社会则是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狭义社会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日常生活和工作实践中讲的“社会”、特别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一般都是指狭义的。

　　社会管理的具体对象或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对“社”的管理，即“社区管理”；对“会”的管理，即“民间组织管理”；对“分化社会”的管理，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政主导群众维权”；对“开放社会”的管理，即“流动人口管理”；对“虚拟社会”的管理，即“互联网管理”；对